不知为什么，国人对于“中介”以及“中介组织”非常痛恨，即便是官方意识形态对于中介组织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甚至是讳莫如深的。

 
         为什么讨厌“中介”？
         国人痛恨“中介”的由来很久，究其缘由，这还要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说起。
          首先是“义利思想”对商人的贬低和抑制。儒家不反对求利，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之利”。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始终占统治地位，直到今天。例如，某某人利用自己的信息或关系将甲地的丰富产品运销到希缺的乙地，从而牟利，尽管符合理性经济人正常的经济规律，但是这种行为在古代被称为“奇货可居”，在30多年前的中国这被称之为“投机倒把”，搞不好都是要坐牢的。说白了，任何一种中介都是依靠某种“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不对称有十几种（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关系不对称、信任不对称、专业不对称、权力不对称、认知不对称……），而这些不对称都是中介以及中介组织存在的基础，消灭不对称才能消灭中介。传统吏治国家希望通过消灭不对称来消灭不平等，结果消灭了自由也把“中介”也一同消灭了。
        国人痛恨“中介”，还和“重农抑商”政策极其背后的思想相关。
       传统思想认为农民才是主要生产者，用力最苦而获利最少；商人不是生产者，但获利多。这乃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根源。宋代有“坐贾行商”的说法，“贾”（gǔ）就是开店铺有固定营业场所卖东西的人，“商”就是流动贩卖商品的人。因此国人对于“商”的信任程度不及“贾”，直到今天“行商”也被称作“皮包公司”，尤其是那些作为中介的行商买办，这样的公司自己称自己为“轻资产”，但是忽视了自己最重要的资产是“人”，（尽管我反对把人当做资产、资本）。
        民舍本而逐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败坏善良风俗。这就是商人往往被称为奸商、刁民的理论基础。由于无商不奸的说法存在了数千年，谎言说了数千年，即便是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千军万马都要挤科举和高考的独木桥，造成了商业文明不发达。
        商业的发展对封建社会是一种瓦解，商业的发达必然造成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破坏传统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生产方式；经济交往频繁，流动性加强；传统的封建道德、家庭伦理也将受到挑战，从而必然威胁封建统治的长久治安。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传统儒家社会是家国一体化的社会，自给自足，家族经济就可以维持运转，商业社会的流动性是对现有体系的破坏，因此儒家社会无法承受流动性之变，只能允许有限繁荣，一旦社会的流动性超过一定的阈值，传统的价值体系就要瓦解，所以对于商业的繁荣是限制的，把人民限制在户籍地上便于管理。
         互联网时代的“中介”
       当今社会，尽管互联网思维大行其道，但是人们的头脑里依然是传统思维的影子，您说这个互联网商业文明怎么搞得起来？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或多或少都有中介的属性，难道不是吗?对接“资源”，对接“信息”，担保、撮合交易，这不是中介服务又是什么呢？但是“吊诡”的是，差不多绝大多数的互联网公司都拒绝说自己是中介公司，一来怕同行看不起自己，二来怕消费者害怕上当（国内的消费者大都是不会为中介费花一分钱的），那些看房子的人一方面去找中介，找到房源之后都想方设法私自和跟房东交易。为了迎合老百姓的这种担惊受怕的心理，您看那个“瓜子二手车网”主打的广告口号就是“没有中介商赚差价”。您在百度搜索“非中介”这个词，可以得到694万个检索结果，而您搜索“中介”这个词的时候，得出的检索结果中负面的报道不计其数。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去中介化一方面是顺应了世界潮流，一方面是迎合了老百姓希望免费得实惠，另外一方面也恰巧适应了传统经济思想——对中介商人的不信任。但是，去中介化不代表无中介，恰恰相反，去中介化是中介形式的转型而已，只不过传统的中介变成了互联网中介而已，互联网中介由于是比特状态的轻服务所以可以实现免费。
         中介的本质
        从商业本质上说，中介以及中介机构就是提供专业服务的，用老外听得懂的话来说就是ProfessionalService Firms(一般简称为“PSF”)。律师不就是法律和纠纷（或法官和当事人）的中介吗？医生难道不就是患者和疾病的中介吗？神职人员难道不是信徒和教义的中介吗？教师不就是知识和学生的中介吗？银行不就是资金和人的中介吗？哪一个行业和中介无关呢？
        用信息化的语言来说，中介其实就是一个节点，是创造链接的一个节点。因此中介在我们的社会之中无处不在，任何人都可能是别人的中介，任何组织可能或多或少承担了中介的服务。民间社团、非政府组织其实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中介，这样的中介组织就构成了所谓的“市民社会”，这些中介组织担任着社会缓冲器的作用，而中介的丰富对于维护社会生态平衡至关重要，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总喜欢冲在前面，直接面临着来自民众的矛盾，在消除矛盾的同时也耗尽了自己的体力，透支了自己的信任，这样的二元状态是危险的。
        去中介不是说要消灭中介，因为去中介后的“二元”社会不是真正的社会，任何一团散沙的“社会”不是真正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恐怖的刚性社会，缺乏柔性，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因此，中介还是一种稳固的节点，让这个社会是“湿的”（恰似海绵一样具有温情脉脉的柔性，因而具有人情和人性色彩）。
        为什么需要中介
        除了上面所说之外，从更广大的意义上来说，人们离不开中介是因为以下原因：
        首先，人的认知、记忆、理性都是有局限的，因此个人无法承担所有的风险和失误，这就必须强调社会中的人和组织的专职和分工，由此就产生了外包服务，外包服务就是对知识不对称、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转移，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帮你转移风险。即便是在一个家庭也有分工，如果哪一个人善于整理家务，久而久之这个工作就是TA的特长，有了找不到的东西就都找TA。在商业领域，在我所从事的行业而言，一个活动的完成可能要涉及几十种服务商和供应商，任何组织和个人（主办方）无法具备所有的经验、知识以及风险规避能力，因此专业的PCO就是帮你整合这些知识、经验，降低风险和成本，这就是PCO的专业，即便如此，PCO也要外包一些服务以此降低他的风险和成本，而是否外包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大家都是理性人，不需要解释，但是普通人总觉得这就是“二道贩子”、“皮包公司”，往往不明就里。
        其次，人的时间是都是有限的，让任何人和组织不可能在一生之中尝试所有的成功和失败，由于比较成本的存在，因此总得有人帮你去试错，帮你去节省时间，倘若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亲力亲为自己做，这个时间成本非常高昂。如果每个人都要自给自足去“省钱”（省中介的费用），那么失去的就是时间的“生命”，事实上各种各样的商业服务或多或少都有中介的性质，只不过是程度不一而已。服务业的发达就是建立在不断地减少交易成本的基础之上，减少交易成本（及其能力）就是这个专业中介组织存在的价值。
        再次，信任是需要“背书”的，信任是建立在一次一次的“担保”上的，有的担保和背书是自我担保（但是自我担保需要时间，消费者和其他人等不及），因此更多的信任的担保是通过第三方中介担保（社交中介、专业中介）的形式达成的。没有信任作为基础，交易成本无比昂贵，交易无法达成。因此中介组织提供了一种第三方担保，他拿自己的信用和实力做背书，促成交易的达成。如果没有“支付宝”这个支付中介，淘宝这个中介平台的交易是无法实现的。越是互联网化的交易越是需要担保，只不过不再是传统的人格化的担保。优秀的中介好比“虫洞”，让你穿越那不信任的“黑洞”，否则你永远无法抵达另一个人，这就好比我们想认识一个人总喜欢找一个熟人去引荐一样，这个熟人就充当了“中介”的职责。
        最后，人性都是有弱点的，任何人和组织都是懒惰的倾向，都有分散自己责任和义务的意愿，人都有被服务、被伺候的需求，社会的进步在于从以往靠强权强迫人劳役变成了支付服务费获得服务，社会变得更文明了，也就是说服务者和被服务者是自由的双向选择，因此社会进步了，在伦理上是一次进步，那么各种各样的中介服务变得“合法合理合情”。此外，更重要的是，人性都有恶的一面，都有偏见，必须有一个第三方中介来担保、强制、规劝、教导、公证。
        一个社会的发达，恰恰是中介组织的发达。人们讨厌“黄牛党”，但是您想想，黄牛的存在一定是有存在的价值，黄牛就是俗称的票贩子，黄牛不也是一种中介服务吗。黄牛用自己的时间和风险为那些有闲置资源以及紧缺需求的人提供了一种有偿服务，整体福利水平其实是提高了。因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实不应该讨厌黄牛，黄牛也是一种经济组织，他提供了一种补偿机制，你需要他的服务必须为他付出的风险和时间买单。所谓市场机制就是你愿意为这个服务买单的机制，中介费就是市场之中维持这个中介存在的补偿。因此，如果您要享受黄牛的便捷服务，那么您必须为他的牺牲（时间和流动性风险）买单。否则，大家都回到最原始的人，那个时候交易成本无限大。人类的进步不就是交易成本不断突破的成果吗？因此最近50年的经济成果是以往5000年的还要多。
        欣喜地看到，承认中介、中介组织及其服务的人总归是越来越多的，这是社会的进步——对交易成本付费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
         中介以及中介的未来
        在去中介化的今天，我想强调一点：中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去中介化的大趋势“去”的是中介的垄断而不是中介的本身，“去”的只是中介的环节而不是中介本身，“去”的是中介的形式而不是中介的性质——把中介从金字塔式样的层级制变成了扁平化的分布式。最后，去中介不是不要中介，而是中介的分散，中介的多元，中介的转型。
         李善友在他的讲座和书中引用了哥德尔第一定律：“任何一个体系凡是自洽的，必是不完全的。”这个定律其实说的是理论的局限性，任何理论都是有限定条件的，当条件（系统）改变的时候，理论也就不适用了。
        因此在传统的社会，中介就是氏族社会、宗法社会，这样的社会里族长、酋长、家长就是中介，有他们承担风险和责任，在这样的社会，血缘关系是纽带，规则就是家规和族规。但是当社会进一步发展，突破了以往的居住地，交易扩大到没有血缘的人，那么市场中非人格化的商业中介和服务就兴起了，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这样的社会里，出了事找族长、找家长、找熟人就行不通了，这就是商业社会的规则，中介就转型了——中介必然要去血缘化，去地域化，去关系化，变得非人格化，专业化，从而适应现代商业文明。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以人为主体的专业中介（中心化的）和社交中介（去中心化）转移到了网络上了，因此谈婚论嫁可以不再是“月老红娘”而是“百合网”；邻里之间、校友同学之间口碑相传的社交中介变成了“大众点评网”和“微信朋友圈”这样的网络社交中介。以人为基础的传统职业中介服务（律师、会计、人力资源、市场营销….）都慢慢变成了以计算机为主，基于“云”的“算法中介”，这个计算不是人的计算，而是电脑的计算。因此中介不是没有了，而是变成了算法中介。然而，即便是计算机主导的算法，本质上也是人强加给机器的一套标准，因此算法也是有偏见的，因此中介的中介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中介服务不是没有了，而是转型了，竞争对手不是同行而是“图灵化”的人工智能中介。因此，对依靠专业服务为生的组织机构和个人而言，应该具有不断学习的技能，能够跑得比机器更快才行，这就是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之中所说的生命乃是一种持续降熵的能力。而人的智慧在于善于能交流学习分享，把自己这个封闭体系变成开放体系，以避免“热寂”，这就是——持续学习。
        魏则西事件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但主要责任不应是网络中介的责任，而恰恰是中介不完全、不专业、不规范的责任。尽管互联网越来越透明，信息看起来越来越对称，而事实上人们所相信的越来越多。今天社会困境不就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所提出社会资本的减少所带来的吗？ 表面看起来互联网让信息更自由，但是社会“信任”却没有线性增长甚至还有倒退，这就是信息化时代的“大断裂”。
        徐贲在《怀疑的时代需要自由的信仰》所说：“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从根本上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的原因。”
         在怀疑的时代，我们不一定需要信仰，但是更需要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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